华政名师为你解读两会热点:“拐卖儿童能否终身追责?”“流量资

  原标题:华政名师为你解读两会热点:“拐卖儿童能否终身追责?”“流量资费下降有何影响?”“中美关系何去何从?”

  主页按:历时17天的两会刚落下帷幕,很多热点引起关注,今天我们就拐卖儿童能否终身追责、中美关系将要何去何从、流量资费下降作何影响三个问题,分别采访了我校刑法学博士、教授李翔老师、历史学博士、教授赵庆寺老师、新闻传播学博士、法学博士后孙祥飞老师。

  在今年的“两会”上,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创始人张宝艳女士提议说:“对拐卖儿童犯罪终身追责”。

  张宝艳说:“由于拐卖儿童犯罪的特殊性,当找到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孩子长大找到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过了20年。明明知道这些人贩子干了坏事,让家庭忍受了好几十年的痛苦,却对它无能为力,没法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不光拐卖,只要是侵害儿童,还包括对儿童性侵,或者造成其他伤害,这种犯罪不应该设诉讼时效,应该终身追责。”

  拐卖儿童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人们对被拐卖的儿童往往抱有极大同情。张女士的意见一时间在网上激起千层浪,“拐卖孩子毁了一个家!应该严惩!”“拐卖儿童应判死刑”之类的呼声在各大社交平台都能引起大众的赞同。

  李翔:这一提议反映了人们朴素情感的愿望,这种情感无可非议,但无论是所谓的“终身追责”或是“拐卖一律重判!死刑!”都有其不妥当的地方。

  “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结合第二百四十条中拐卖妇女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以死刑的规定,可推知拐卖儿童的追诉时效应为二十年。

  “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只要当受害人家属在孩子被拐卖时报警,就不会产生此类犯罪会超过追诉时效的误解。

  “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其次,“拐卖儿童一律重判!死刑!”的呼声从立法的角度考虑并不具有可行性。立法要考虑平衡,拐卖儿童并非最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罪行。在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中,与拐卖儿童相比,也有很多社会危害性更大的罪行,如绑架、强奸、放火、杀人等。从当下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实际情况看来,如果拐卖儿童一律判了死刑,那么社会危害性更大的行为将难以判刑。

  最后,无论是“拐卖儿童终身追责”还是“拐卖一律死刑”都反应了人们过于倚重刑法,希望仅靠刑法手段来解决这一类犯罪问题。事实上,刑法只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手段、一个环节,不能用刑法去取代其他治理社会的措施。这种过分倚重刑法治理社会的思路需要被纠正。

  在刑法学习过程中,密切关注国家、社会、民生及当下,考虑中国司法背景,将刑法知识学以致用,也不失为一个进步的好方法。

  在2018年3月4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最为抢眼的无疑是中美关系的相关话题,世界各国媒体都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

  当美国记者询问大会发言人张业遂“2018年中美关系是否会面临更多的冲突,”张业遂当即表示“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的正确选择。”

  中美关系受到世界瞩目,其原因是中美关系在外界眼中的的飘忽不定。这里,我们有幸请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博士、教授赵庆寺老师来为我们进一步细致解读。

  首先,赵老师就最近的特朗普总统与习主席通电话一事为我们进行科普。电话通话因其避免繁文缛节、便于双方领导人直接进行战略意图的沟通的特点,已经成为现在中国与国际相互交流的重要途径。但是近期朝核问题等一系列影响,中美之间的通话——尤其是告知外界的通话增多尤为明显,其实这反映出了中美之间愿意共同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愿望。通过电话进行战略意图的沟通有助于双方政策的协调,也表现了“习式外交”——主动出击,韬光养晦,同时积极有所作为的特点。

  然后,谈及最近热极一时的中美贸易战发生的可能性时,赵庆寺老师认为中美贸易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所谓的贸易战问题更多的只是媒体对于中美关系紧张的一种炒作,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不可能爆发的。赵老师将现在的情况评价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始终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最近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金额相较于中美整体贸易金额也只是小部分,因而短期也不可能爆发贸易战。

  “虽然看上去贸易战是属于两个对立国家之间的,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对立国家也是处于一个大社会之中的。”赵老师认为许多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甚至其他国家企业都不可避免的会在中美贸易战中受到冲击。对于美国持续释放中美贸易战信号,美国这种行为的目的实则更加倾向于放风,美国的政策实际上是政出多门,一些国会议员和媒体对此进行炒作不代表其最终的政策输出内容和目的都与他们所炒作的相同。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从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做出自己的政策选择,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坐以待毙,准备好反制措施的同时,也要不忘积极表达自己的善意,争取更加好的政治结果,而不是盲目地随风起舞。

  最后,谈到中国的国防开支为何这几年来连年走高,赵老师为我们列出了两点原因。第一,中国自身实力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速始终保持中高速。其次,中国军费开支数额实则依然不足,仅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所占GDP比重人均军费支出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低位。“我们不能够单纯看这个数据,要知道对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言,这点支出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平衡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增强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

  赵老师还指出,美国早先就认为对于中国的政策要做出调整。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政策初步形成,美国开始将中国看作是俄罗斯一样的竞争对手。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对此中国一直都有心理准备,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局势的常态——国与国之间,既有矛盾,也有合作。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预估过于严重,未来也有着许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始终认为,会有更多的积极因素推动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今年的两会上,也有许多有关传播的提议出现。在这些提议中,我们选取了李克强总理提出的“降低流量漫游资费”提议与孙东生委员提出的“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管理,打击虚假谣言、色情庸俗信息”等议题,对传播学院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孙祥飞老师进行了采访。

  对于李克强总理的提议 “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实现高速宽带城乡全覆盖,扩大公共场所免费上网范围,明显降低家庭宽带、企业宽带和专线使用费,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孙祥飞老师认为,可以断定,随着网络提速降费,网民的上网时长将会有所增加,这对互联网的发展而言将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而这是否会使得虚假谣言有了更大一步的传播空间呢?孙老师认为,网络谣言自从有了互联网就一直存在,互联网只是为谣言的传播插上了翅膀。但自从2013年开始,国家各个部门联合整治网络谣言,在致力于培养健康、清朗的互联网空间秩序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网络空间秩序有很大的改善。

  孙老师还提出,相比于网络谣言,目前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提高低学历高年龄、低学历低年龄群体的媒介素养,通过精准“技术扶贫”、政策倾斜及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非网民上网的门槛,让不能上网的人可以上网、能上网的人更懂互联网,才能够让“提速降费”更好的服务于全社会。

  在谈到孙东生委员的建议时,孙祥飞老师表示,想要高效地加强网络安全管理,一是从法治化建设方面,推进现有法律法规的完善,确保在网络空间内容治理上有法可依;二是从技术手段层面,探索有针对性的技术手段能够从信息发布、信息传播的过程进行预判;三是从运营商的角度,严格落实网络信息服务提供商的主体责任;四是从信息内容层面,探索内容分级和年龄分段的信息标识机制;五是探索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通识课程,提升网民在互联网时代的适应和生存能力。

  在探讨孙东生委员的议题时,我们也谈及当下有很多网民认为应该对于色情和暴力等信息采取分级制度。对此观点,孙祥飞老师举了网络游戏为例。

  他认为,很多网络游戏,最大的市场就是未成年人群体,而这些人往往经不起诱惑,很容易接受类似的刺激信息的传播,因而运营商肯定不会放弃这样的群体。尽管目前国家在网络游戏建设方面出台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管理政策、规定或是约谈,并且这些服务提供商也“遵守”了这样的相关条文,但很多情况下,其所谓的措施依然形同虚设,经常没有实际作用。此时,分级制度就显得没有意义了。

  因此孙老师认为,信息服务提供者的最大动机是盈利,需求者的动机是满足自己的需求,但立法只希望对供给进行规范,这在客观上导致“信息服务提供者——信息服务消费者”的这种关系被打破,所以从操作层面讲,提供者会在明面上遵从国家的法律法规,做出一些貌合神离的举措,而消费者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自己的渠道绕开这些设置,两者心照不宣地避开国家的监管。所以,对这方面最大的问题,一个是运营商与服务商想尽办法去规避分级制度,虽然其在形式上、实质上也做了很多“努力”,但在结果上,并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另外,从消费群体的角度来说,网络暴力、低俗信息,还有网络游戏带来的负面影响,受影响最大的是未成年群体。这些群体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自我保护意识、没有对有害信息进行批判的能力,在这一方面,是需要家庭、社会与学校教育共同努力来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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